主題

本編收二十三篇本人著作，另附二篇相關文獻，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井岡山土地法》，訖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四機構公告，前後四十八年。下面六個主題不是編者外加的分類，而是從文獻自身的議題取出來的六條讀法；一篇文獻往往同時屬於數題，例如《論聯合政府》既談土地，也談統一戰線與建國制度。

若按年代讀，看到的是主張如何隨局勢改變；若按主題讀，看到的是同一議題在不同年代被怎樣表述。兩種讀法互補：縱讀見其變，橫讀見其常。《井岡山土地法》與一九五四年致謝蘇聯政府代表團的信相隔二十六年，兩者關心的已不是同一類事；但「依靠誰、團結誰」的設問方式，在兩個年代都出現。

六題的份量並不均衡：建國、制度與外交涉及七篇，為最多；土地與農民、為人民服務與精神榜樣各三篇，為最少。這是底本所收文獻本身的分布，不是編者的取捨——本編只收維基文庫已錄的篇什，未錄者不補，也不以他本配補。

每題之下先交代背景脈絡，再引原文摘錄，末附說明。摘錄一律逐字取自底本，不改寫、不節譯；說明只作文獻繫年與用語解釋，不作評價。六題全文已並於本頁，讀者可自首讀至末；若要專讀一題，各題另有獨立頁。

本題收三篇文獻，時間從1928年12月到1945年4月24日，前後相隔十七年。三篇的體裁不同，處理土地問題的方式也不相同。1928年12月的《井岡山土地法》是一份法條，逐條寫明沒收與分配的辦法。1935年12月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是一份對外宣言，向內蒙古民眾說明蘇維埃政府對土地、牧地與鹽池的態度。1945年4月24日的《論聯合政府》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其中第六項以「土地問題」為題，把土地改革列入當時的具體綱領。

《井岡山土地法》共九條。第一條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再用三種方法分配：分配農民個別耕種、分配農民共同耕種、由蘇維埃政府組織模範農場耕種，並以第一種為主體。第二條規定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並分配後，禁止買賣。第四條列出分配數量的兩個標準：一是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是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者比不能勞動者多分土地一倍。文中說明採取第一個標準的三項理由，其中包括在養老育嬰的設備未完備以前，老幼如分田過少，必至不能維持生活。

這份土地法還寫到山林、土地稅與手工業者。山林分為茶山、柴山與竹木山，前兩者照分田的辦法以鄉為單位平均分配使用，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農民經蘇維埃政府許可後得享用竹木。土地稅依照生產情形分為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與百分之五三種，如遇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得呈明高級蘇維埃政府核准免納。鄉村手工業工人如自己願意分田者，得分每個農民所得田的數量之一半；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與在政府及其他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由蘇維埃政府僱人代替耕種。

1935年12月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署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文中先陳述內蒙古民族所處的局勢，稱日本帝國主義欲佔領全中國必先佔領滿蒙，並稱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軍閥把內蒙古整個的區域劃為行省，時常指使小軍閥佔蒙古民族的牧地與鹽池。宣言隨後列出五項主張，第一項即認為原來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爾土默特二部及寧夏三特旗之全域，無論是已改縣治或為草地，均應歸還內蒙人民，作為內蒙古民族之領土。

宣言第四項寫得更具體，提出首先將井嶽秀所佔領的把兔灣與高石秀所佔的區域及兩個鹽池交還內蒙人民，並將長城附近的甯條梁、安邊、定邊等地劃為商業區域，以發展雙方間的貿易。第五項說明工農紅軍遊擊隊或其他武裝隊伍絕對沒有向草地進攻的企圖，並表示願意彼此締結攻守同盟。與1928年的土地法相比，這裡所說的土地，指的已經不是分配給農民耕種的田，而是牧地、鹽池與領土的歸屬。

1945年4月24日的《論聯合政府》，在具體綱領的第六項提出土地問題。文中稱，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並稱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當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主張。文中接著解釋，「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

同一篇報告還寫出抗日時期的做法。文中稱，在抗日期間，一切服從抗日，減租減息及一切民主改革是為著抗日的，不是自己孤立起來的；為著團結一切社會階層反對共同敵人，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適當地交租交息。文中並稱，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

三篇並列的結果是：1928年的土地法寫的是沒收與分配，1935年的宣言寫的是牧地與領土的歸還，1945年的報告寫的是改革與減租減息的並行。同一個詞「土地」，在三份文件中指涉的對象與處理方式並不相同；三份文件的對象也從根據地的農民，擴大到內蒙古民眾，再到報告所面向的全國。

編者按：本頁按議題橫讀，摘錄均取自底本原文，標點亦照底本。各篇日期依底本與通行著錄標注。各篇對土地問題的說法，須放回各自的年份與對象中閱讀；本頁只說明各篇寫了什麼，不對這些說法作評價，也不引申到別的時期。

本題五篇，寫於1935年12月至1945年4月24日之間。前三篇是宣言與通電，對象為全國的軍政機關、各黨派各團體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後兩篇是會議報告。五篇都談聯合：聯合誰、聯合來做什麼、用什麼形式聯合，以及聯合之後成立什麼樣的政府。

1935年12月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把聯合的對象寫得很具體。文中稱，只有我們同內蒙古民族共同奮鬥，才能很快的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又稱內蒙古民族可以從心所欲的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主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離起來。宣言末尾稱，只要不願做亡國奴，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等中國軍閥的決心，那不管領導者是王公貴族或平民，都可以給以善意的實力的援助。

1936年的《為反對賣國賊蔣介石閻錫山攔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下抗日搗亂抗日後方宣言》，由中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與中國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署名。文中稱，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一再要求停止一切內戰，不分紅軍、白軍一致聯合抗日，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組成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全國主力紅軍集中河北。宣言並提出反對中日「滿」聯合「防共」，號召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國的獨立自由。

1936年5月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發給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與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文中稱，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

同一通電宣布，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表示誠意，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文中並向南京政府當局進言，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又號召全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

1938年10月12日的《論新階段》，是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報告總結抗戰十五個月的經驗，稱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戰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第二，中國的抗戰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第三，支持長期戰爭與取得最後勝利之唯一正確的道路，在於統一團結全民族，力求進步與依靠民衆。報告的第三部分即以「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為題。

同一篇報告還寫到維持聯合的條件與困難。文中稱，由於國共兩黨雙方政策的轉變，由於蔣介石先生的領導，由於全國軍民的擁護，由於其他集團與其他黨派的協力，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步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報告也寫到妥協危機嚴重存在，稱在國共兩黨及一切愛國志士團結一致並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後，克服妥協危機而把抗戰堅持下去，不但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1945年4月24日的《論聯合政府》，把聯合的主張寫成政府形式。報告稱，中國急需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與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報告並稱，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了中國人民及同盟國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報告將著重說明聯合政府問題。

五篇連讀可以看到用語的變化：1935與1936年說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成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1938年說的是統一團結全民族與長期合作；1945年說的是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稱呼的對象也從內蒙古民眾與全國愛國同胞，擴大到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

編者按：本頁按議題橫讀。摘錄均取自底本原文。各篇日期依底本與通行著錄標注。文中對各方人物與黨派的稱謂，是當時文獻的用語，本頁照錄，不作評價，也不與別的時期類比。

本題四篇，寫於1929年12月至1945年之間，都是對內的文獻，講的是黨的組織、黨內的思想狀況與黨的會議方針。1929年12月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據底本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1937年9月的《反對自由主義》是一篇列舉式的短文。另外兩篇都出自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開頭即稱，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文中把這些思想的來源歸於兩點：一是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二是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文中稱，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

文中列舉多種表現並逐項給出糾正方法。關於單純軍事觀點，文中稱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衆、組織群衆、武裝群衆、幫助群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關於極端民主化，文中稱其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的責任，並提出從理論上剷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

1937年9月的《反對自由主義》，開頭稱「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文中隨後列出十一種表現，包括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明知不對也不作原則上的爭論；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等。

文中並分析來源與性質，稱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又稱這些人「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文末提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

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把大會方針概括為兩句話。文中稱，我們大會的方針是什麼呢？應該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簡單講，就是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又稱隊伍中間最主要的、起領導作用的，是我們的黨，沒有我們的黨，中國人民要勝利是不可能的。同篇還談到黨內的團結，稱要從團結的目標出發，經過自我批評達到團結。

同一篇還回顧了歷史的線索。文中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講起，稱到一九四五年已經是一百零五年，其間最大的變化是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又稱只是近二十幾年，無產階級才有了自己的政黨、口號和奮鬥目標。文中並提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建立，稱我們黨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歷史。

1945年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是毛澤東就書面政治報告所作的口頭說明。報告開頭稱，只講三個問題：路線問題，幾個政策問題，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關於路線，報告提出應該是「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並稱這是總路線。

報告也談到黨的成分與思想改造。文中稱，出身是一回事，進黨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無產階級，進黨後是無產階級，他的思想、他的行為要變成無產階級的；又稱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有動搖性也有革命性，動搖性能夠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從黨內來說，延安整風就是一個證明。報告並提到大會各代表所作的自我批評。

四篇並讀可以看到差別：1929與1937年的兩篇針對具體的思想表現逐條列舉並提出糾正方法，1945年的兩篇則在大會場合講團結、路線與隊伍。前兩篇的寫法是條文與列舉，後兩篇是講話記錄，句子較短，口語成分較多。

編者按：本頁按議題橫讀。摘錄均取自底本原文。《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日期依通行著錄標注為1929年12月，另兩篇七大文獻標注為1945年。本頁只說明各篇寫了什麼，不對其中的判斷作評價。

本題三篇，寫於1939年12月21日至1945年6月11日之間，都是為特定場合而寫的短文：一篇紀念一位外國醫生，一篇是追悼會上的講演，一篇是代表大會的閉幕詞。三篇都談到個人的行為與群體的關係，也都出現「人民」一詞。

1939年12月21日的《紀念白求恩》，先記述白求恩到中國的經過。文中稱，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臺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文中稱，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是共產主義的精神。

文中對這種精神作了具體描述，稱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文中也寫到相反的態度，指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

文中還提到白求恩的職業，稱他是個醫生，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文末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又稱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1944年9月8日的《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文中開頭即稱，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被稱為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文中引用司馬遷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並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文中還談到接受批評，稱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文中舉例說，「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對人民有好處，就採用了。

講演後半講到犧牲與追悼的做法。文中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不過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文中又稱，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文末提出，今後隊伍裡不管死了誰，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並稱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裡去。

1945年6月11日的《愚公移山》，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文中先總結大會做了三件事：決定了黨的路線，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隨後講到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衆覺悟。

文中複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智叟看了發笑，說這樣幹未免太愚蠢；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而這兩座山不會再增高，挖一點就會少一點。文中稱，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

文中把寓言接上了現實的說法：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文中稱，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衆。三篇的場合與寫法各不相同：一篇記一個人的經歷並作出概括，一篇在追悼會上講隊伍與死的意義，一篇在閉幕詞中用寓言說明信心。

編者按：本頁按議題橫讀。摘錄均取自底本原文。三篇的日期依底本標注。底本中《紀念白求恩》與《為人民服務》附有註釋，說明白求恩、張思德與李鼎銘的生平；本頁照錄原文，不對文獻及其所記人物作評價。

本題五篇，時間從1938年10月12日到1958年10月25日。體裁差別很大：一篇是會議報告，一篇是勸降書，三篇是以國防部名義發布的文告。五篇都直接處理作戰、停火與停炮的安排。

1938年10月12日的《論新階段》，是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報告第二部分總結抗戰十五個月的經驗，稱第一，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戰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第二，中國的抗戰能夠取得最後勝利，悲觀論者之沒有根據；第三，勝利的道路在於統一團結全民族，力求進步與依靠民衆。

報告並比較了速勝論與長期戰的說法，稱抗戰初起之時，許多人不從敵我力量基本上的對比出發，而從若干一時的與表面的現象出發，設想戰爭不久就可解決，速勝思想籠罩一時。報告也談到作戰形式，稱新階段中正面防禦的是主力軍，敵後遊擊戰爭將暫時變為主要的形式；又稱在某些重要戰略地區勢將遇到敵人殘酷的進攻，平原地帶將難於保存大的兵團，山地將成為主要的根據地。

1948年12月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署名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對象是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將軍及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文中先陳述戰場情況，稱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又稱你們的飛機坦克也沒有用，我們的飛機坦克比你們多，這就是大炮和炸藥，人們叫這些做土飛機、土坦克。

文中並列舉雙方損失的數字，稱你們總共喪失了三十四個整師，其中除若干師起義或投誠外，其餘二十七個半師都被本軍全部殲滅；又稱黃百韜兵團、黃維兵團和孫元良兵團的下場，你們已經親眼看到了。文末提出條件：立即下令全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軍可以保證你們高級將領和全體官兵的生命安全，並稱只有這樣，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

1958年10月的三份文告，情況又不同。10月6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台灣同胞書》，署名國防部部長彭德懷，開頭稱「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並稱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文中宣布，為了人道主義，我已命令福建前線從十月六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同一文告還提出談判的建議，稱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並稱這是中國內部貴我兩方有關的問題，不是中美兩國有關的問題，美國侵佔臺澎與臺灣海峽才是中美兩方有關的問題。文中稱，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沒有兩個中國。

10月13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同樣署名彭德懷，稱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文中並稱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文告末尾規定，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

10月25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台灣同胞書》，把停炮的範圍推廣：規定逢雙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於單日行之，有些目標單日也不一定打炮。文中稱，周恩來總理兩年以前即向你們建議舉行和談，合理解決國共兩黨歷史糾紛；又稱我們的和談是真和談，談成了，內戰就可以宣告結束，全體中國人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外來的威脅。

五篇連讀可以看到寫法的差別：1938年的報告是分析與總結，用的是「持久戰」「速決戰」「遊擊戰爭」等詞；1948年的勸降書是列舉戰況與條件；1958年的三份文告則交替安排停止炮擊與恢復炮擊，並反覆申明護航與談判的條件。三份文告相隔十九天，都以國防部名義發布。

編者按：本頁按議題橫讀。摘錄均取自底本原文。各篇日期依底本與通行著錄標注。1958年三份文告以國防部名義發布，署名為彭德懷，本頁照錄。本頁只說明各篇寫了什麼，不對這些軍事行動作評價。

本題七篇，從1945年4月到1959年4月14日，前後跨越十四年。前兩篇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討論的是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後五篇寫於成立之後，體裁是公告、致謝信、命令與主席令，署名與行文都屬於國家文書。

1945年4月24日的《論聯合政府》，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報告提出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稱這樣做是為了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與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又稱一句話，走團結與民主的路綫，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報告並說明，我的報告將著重地說明聯合政府問題。

報告第七項談工業問題，稱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中國，不能有工業的中國；又稱沒有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不可能有真正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人民的福利，沒有國家的富強。報告還寫到外國投資，稱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

1945年4月的《兩個中國之命運》，是七大開幕時的講話。文中稱，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文中又稱，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文中列出認為能夠實現的四個條件，包括一個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一個強大的解放區、全國廣大人民的援助與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援助。

1949年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先回顧戰爭，稱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繼而說明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公告列出副主席與委員名單，並決定北京為首都。

公告還記錄了當日的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等，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項政府機關。同時決議向各國政府宣佈，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並稱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1954年的兩封致謝信，對象都是蘇聯政府代表團。《毛澤東主席向蘇聯政府代表團致謝的信（機床和農業機器）》記蘇聯政府將在北京舉行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的機床和農業機器等八十三件展品贈給我國，文中稱中國人民將把這次慷慨的贈禮看作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親密友誼的具體表現。

《毛澤東主席向蘇聯政府代表團致謝的信（國營穀物農場）》記蘇聯政府代表團代表蘇聯人民贈給中國人民以組織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準備派遣一批專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充任顧問。文中稱，這個國營穀物農場不僅在推動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會起重要的示範作用，而且也會幫助中國訓練農業生產方面的技術人才和學習蘇聯開墾生荒地與熟荒地的經驗。底本並附有展品清單，共十二項。

195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關於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德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的命令》，先說明中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宣布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繼而稱美、英、法三國積極圖謀通過實施巴黎協定，進一步阻撓德國和平統一和締結對德和約。文中宣布兩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德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從此結束，兩國之間的和平關係應當建立起來；戰爭狀態的結束並不改變德國的國際義務，並不影響中國根據有關德國的國際協定而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1959年4月14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只有寥寥數句，公布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縣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已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〇八次會議批准，現予公佈。這是本題中唯一一件關於地方自治條例的文書，也是篇幅最短的一件。

編者按：本頁按議題橫讀。摘錄均取自底本原文。各篇日期依底本與通行著錄標注。1954年兩封致謝信與1955年命令的體裁為國家文書，底本標注的署名身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本頁照錄，不作評價。